正月十五闹元宵。

□冯前明

我小的时候，买吃的东西得凭票，油票、肉票、粮票，定量供应。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好多好吃的。

1976年，我10岁。那一年的元宵节，是我童年生涯最鲜明的记忆。

正月十五中午，除了我父亲、三姨父回各自的干校，五姨回北大荒知青点，一家人又团圆了。姥爷、姥姥在里屋，大姨、我母亲、三姨，还有二舅二舅母，以及我们这些表兄妹，围住了外屋的大圆桌。水盆里缓着冻梨，四姨和老姨弄妥了饭菜，一样一样地往桌上摆。酸菜炖肉、猪皮冻，切成片的红肠，刺猬猬馒头，地环儿、蒜茄子等腌的小咸菜，最后热腾腾的元宵端上来了。

这时，姥姥招呼我去里屋。里屋火炕的躺柜上，放置着新被褥，炕桌上烫着酒，我看见一小碗油炸的焦黄的元宵，元宵上面还撒了一点白糖。姥爷只是一笑，并不出声，把那一小碗油炸元宵推给我，又把他老人家的筷子递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吃到油炸的焦黄的元宵，青丝玫瑰、花生芝麻。

姥爷平时就偏疼我。他在市邮局总务科“管杂事”，老楼三层的拐角，挨着厕所，有一小间自己的办公室。我跟着母亲上下班，在邮局附近的奋斗小学念书。母亲白天分信，中午晚上都吃食堂，窝头、土豆、白菜，白菜、土豆、窝头。中午放学，姥爷常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掏出一个大号的铝饭盒，打开饭盒盖，里面装着黄泱泱、香喷喷的炒鸡蛋。姥爷夹出几筷子炒鸡蛋放到饭盒盖上让我吃。他默不作声，就那么看着我吃，待我吃尽了，就再夹上几筷子。唉，姥姥辛辛苦苦养鸡下蛋，想给姥爷补补身子，却被我吃掉了大半。

姥爷本来就瘦，那一年的正月，他老人家越发地瘦了，两腮瘪下去，头也不停地微微摇动。比起平时，他更不爱说话了。后来我想到了“淡漠”这两个字。

吃完油炸元宵，快乐地骄傲着，让姥爷牵上小手，去继红桥看大火车。长大后知道，北方的习俗，元宵节走百病，逢桥必过，祛病延年，还能护佑家人平安。继红桥原名霁虹桥，建于1926年，是民国间“哈尔滨八景”之一。祖孙俩坐上2路公交汽车，到了火车站，下车。踩着霜雪，看着街边悬挂的红灯笼，不一会儿就走到了继红桥。桥面鱼鳞似的方砖，桥上绿色的铁栏杆，桥下交叉的铁道线，轰响着驶向远方的绿皮车，我的心追着它飞起来。

我在桥上来回奔跑，姥爷却站在桥的中央，一动不动，凝望着驶向远方的火车，凝望着铁道线的尽头。

“呜——”汽笛长鸣，火车头冒出的白烟，从桥下涌上来，吞没了祖孙俩。我快活的大喊“姥爷，姥爷！”童声拨动阳光的金色琴弦，行云流水，是消散得无边无际，还是凝聚到了哪颗心里？

姥爷到底没挨过癌症的折磨，没挨过我记忆中最漫长的苦夏，他熬得只剩一把骨头。姥爷是在家里走的，白被单下平塌塌的。没有大人逼我哭，我也不跟着大人哭。一个躲在屋角的孩子，眼泪止不住的流。从此悟到，人心深处的感情属于天性，“不尽长江滚滚来”，即使烟云茫茫，即使关山重重，她汤汤的向前流去，她的终点是阳光照彻的大海。

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天很黑了，家里来了一个穿黑呢子大衣的大人，他一直跪在姥爷的床头，不停地用手掌抹去眼泪。我母亲称呼他为“大哥”。

后来我才知道，二舅之上，还有一位大舅。姥爷参加革命早，但那时候家庭成分高，没少受教育。大舅在北京某外事部门工作，万不得已，与姥爷划清了父子界线。1980年开春，大舅调回家乡工作，安顿好新家，当天就把姥姥接了过去，养老送终。历经悲欢离合，三代人重新团圆在一起，品尝生活酿成的元宵。

也是后来，母亲告诉我，姥爷最疼爱大舅，也最器重大舅。“你小时候，都说你长得像你大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