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去，下雨的时候就感觉在山洞里度过的日子太漫长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时代了。沉闷的风雨里，谁还有闲情逸致，煮酒煮茶，弹琴弹诗？但我仍然想起我在世上的老朋友，那些死去的或正在受苦的人。今天我想起了不久前去世的肖红。

我和肖红相识于1938年的早春，当时山西的天气还很冷。我在部队生活久了，习惯了粗暴。突然我看到她苍白的脸和紧闭的眼睛。嘴唇、快速的动作和紧张的笑声让我感觉很特别，勾起了很多回忆，但她的讲话自然而直白。

我想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作家，她如此不成熟。也许是因为女性往往会保留纯洁和幻想，或者她看起来有点不成熟和软弱。但我们很友好，并没有感觉到对方有任何孤僻的性格。每天晚上我们都在一起尽情地唱歌，聊到很晚才睡觉。

当然，我们的思想、情感、性格并非没有差异，但我们都互相理解，不会因为观点或爱好不同而争吵或取笑对方。

然后她就和我们一起去了西安。我们在西安住了一整个春天，我们也喝得很厉害，我们也一起度过了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们也互相交谈。

但现在想来，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多么少呀！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谈论过自己，尤其是我。但我想她从来没有在一句话中迷失过自己，因为我们都太真实，都喜欢在朋友面前袒露自己的灵魂，也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很亲密。但我还是觉得我们说得太少了，因为能这样毫无异议、毫无克制、无需警惕地说话的对手太少了！

当时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全身心投入写作。抗战开始后，短暂的打拼似乎让她感觉不知道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在哪里。她可能更适合美丽和宁静。延安不足以成为书写百年大计的地方，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它确实可以让人少一些日常琐事的烦恼，多谋划更长远的大计。而且这里有一种生机，这或许能让她更加健康。

而萧红却南下。我至今仍遗憾自己当时对她的生活方式看法太少。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太浅，我的生活方式和她的太远，但我的虚荣热情往往无济于事。但个人还是可以获得一种安心。

分手后，我们再也没有写过一封信。端木写了好几遍。在最后一封信（香港沦陷前一周左右收到）中，他告诉我，肖红因病已转出皇医院。出于某种原因，我有一种预感，有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有一次我对白浪说：“萧红永远不会长寿。”说这话的时候，我扫视了所有我在中国认识的或者认识的女性朋友，我感到很无语。能耐得住寂寞、能吃苦、不依赖其他势力、聪明正直、从事写作的女朋友真是太少了！

不幸的是，我毫无根据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当我仰望天空，或者低头数脚底的沙子时，我都无法抑制失去真正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继续生活，拥有更多真正的同伴会给我们更多的力量。我们的责任不仅是打开局面、展现光芒，更是创造光与美。如果人类的灵魂只能局限于个体的不宽容，那你就只能陶醉于自己的小成就。我们要让所有人，甚至我们的敌人，都能享受到崇高的享受，并为此付出巨大的牺牲。

只要我还活着，失去朋友就会继续压抑我沉重的呼吸。尤其是在这些风雨交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感受到自己的负担。我的工作已经够消耗我的一生了，更何况你的牺牲和你未完成的事业，但我一定能够支撑下去。

我想用这风雨向你们这些已死和未死的朋友们传达一个讯息，我将倾尽一生的余生换取你们的安慰和荣耀。即使只是为了你，因为你是受苦的劳动者，你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停了，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顶上。明天将会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为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永恒而休息。我关了灯，平静地躺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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