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北京大学月刊的 发刊词的中心论点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到：“囊括大典，同罗众家”之学府也。

……各国大学，哲学之

补充一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是《中庸》里的一句话。

楼主所说的材料，是 蔡元培来说明自己办学思想的。

“足以形容之”是说用中庸里的这句话可以充分的表述他“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然后又举例说明。

附：《北京大学发刊词》节选： 大学者，“包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礼记 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论与厌世论，常樊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1页。

反观现在北大的办学，不亦悲乎

“北大核心”与“中文核心”什么区别

“北大期刊”是学界口头叫法，“中文核刊”是正式叫法（北大发布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是杂志为彰显自身“中文核心期刊”身份惯用的叫法。

“国家中文核心期刊”很罕见，极有可能是假冒“中文核心期刊”忽悠人的叫法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已于19

【第92句】：19

【第96句】：2000、200

【第4句】：2008年出版过五版，主要是为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评估与订购、为读者导读提供参考依据。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即第六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下个版本将在2014年出现。

拓展资料：北心是学术界对某类期刊的定义，一种期刊等级的划分。

它的对象是，中文学术资讯网类期刊。

是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等诸多因素所划分的期刊。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

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某些大学图书馆制定的，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入标准也不尽相同，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

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

《中文核心期刊》是2011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部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朱强。

该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等任主编。

北京多所高校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图书馆等27个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期刊工作者参加了研究。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学术界对某类期刊的定义，一种期刊等级的划分。

它的对象是，中文学术期刊。

是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等诸多因素所划分的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众多学术界权威专家鉴定，目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从影响力来讲，其等级属同类划分中较权威的一种，是除南大核心、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

按照惯例，北大核心期刊每四年由北大图书馆评定一次，并出版《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要览》一书。

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朱自清父子的现实矛盾、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这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考察《背影》的文化语境。

　　（一）现实生活中，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长时间的　　关于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朱自清本人在《笑的历史》[1] 中通过一个少妇的口吻，有所透露：“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70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

他们恨不得你将这70块钱全给家里

”此外，关于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的记述更为具体，并有史料依据：　　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摩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

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

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

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

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

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

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

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

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

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

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

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

[2](P165—166)　　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

表面看，父子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本质上看，是自由和专制的矛盾斗争造成的。

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

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维护对儿子的支配权；一个要向传统文化挑战，追求自由独立。

因此，父亲的封建家长制垄断与儿子张扬个性的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且不说后来父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的冷酷，只就他通过与校长的私交而支取儿子全部薪金这一做法本身来说，就是对儿子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

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呢

　　（二）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巨大影响　　朱自清于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北大是以新伦理革命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五四精神与北大的文化场塑造着朱自清，他的思想接受着时代大潮的洗礼。

　　1916年底，《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往北京。

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由上海移往北京。

陈独秀曾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发刊词大力宣传人权、自由，号召青年勇敢奋斗，挣脱封建专制和陈腐伦理的束缚，争取人格独立的新生活。

　　在这种以人的解放为核心、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的感召下，朱自清于1920年加入了北大部分学生组织的“新潮社”。

“新潮社”的月刊《新潮》坚持与《新青年》一致的立场，高举“伦理革命”的旗帜，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

朱自清曾在《新潮》上发表《怅惘》、《小草》等新诗。

当时朱自清与傅斯年、叶圣陶、杨振声、康白情、周作人、孙伏园等社员一起讨论稿件或学术问题。

亲身参加《新潮》创办的朱自清，无疑受着新思想的熏染，他对传统陈腐的家庭伦理道德有着激愤之情，他不满于父亲的专横，努力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由。

朱自清追求自由的愿望具有时代特征，而这种追求又是那么艰难曲折，阻力重重。

“被推着，被挽着，长只在俯俯仰仰间，你曾做得一分半分儿主

”[3](P79) 这是向以父亲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发出的诘问和责难

朱自清大半辈子都没有摆脱父亲对他的束缚。

他直到逝世前，才替父亲还清高利贷。

他对父亲的反抗不仅仅是经济上要求自主，更主要的是他对旧家庭的不满，他厌恶姨娘的挑唆，他憎恨旧的婚姻制度，他曾告诫弟弟不要纳妾。

从这一层来看，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是时代语境造成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斗争，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

要透彻理解这一点，还得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说起。

宗白华和朱光潜的美学观点主要有哪些

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从柏拉图开始，几千年来许多哲学家、美学家及文艺理论家都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和研究。

由于美的问题本身有着不可测度的奥秘，所以对美的本质的回答还是莫衷一是。

朱光潜认为美的本质的探讨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美必须以客观的自然事物作为条件，再加上主观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时才有美，所以美的本质就是主客观的统一。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笔名孟实、孟石。

安徽桐城人。

1897年 9月19日生。

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

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杂志（后改名）。

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

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名誉教授等职。

朱光潜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熟读经书。

后来偶然得读梁启超的，这部书给朱光潜启示了一个新天地。

他“开始向往‘新学’”，并“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

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又广泛接触西方现代文化，主要兴趣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

当他发觉美学是这几门学科的共同联络线索后，终于走上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和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

前者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和阐述文艺心理学的专门著作，在这一领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书中除了提供大量西方美学史上的思想资料，介绍克罗齐的直觉说、布洛的距离说、立普斯的移情说、谷鲁斯的内摹仿说等各派学说外，还从中归纳出一些文艺批评的原理,运用于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在当时学术、文艺界有较大影响。

根据改作的通俗读本，曾在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

从建立诗学的角度着眼，广泛涉及诗的起源、诗的性质、诗的特征等诗学基本理论问题；又从分析具体诗歌作品入手，着重研究了中国诗歌的节奏和声韵；并从汉赋的影响和佛经的翻译、梵音的输入，探讨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

的写作包含着推动新诗创作的目的。

朱光潜认为当时迫切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受”。

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推动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此他采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又以中外诗歌进行横向比较，即用西方诗论来解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诗论。

1933年朱光潜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

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后略作增删，改名为）和《谈文学》中。

同时,他还加强了和作家们的联系。

约在1936年初,邀集北平的一些诗人学者梁宗岱、朱自清、冯至、俞平伯、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李健吾、曹葆华等，组成“读诗会”；同年5月，又与胡适、顾颉刚、罗常培、吴世昌、沈从文等发起成立“中国风谣学会”。

1937年5月，《文学杂志》创刊，朱光潜任主编。

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了“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口号。

这个刊物成为“京派”作家的主要阵地，在当时文艺界有过较大影响。

这一阶段，朱光潜在文学理论研究中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文学创作以侦探、色情、黑幕、风花雪月、口号教条为内容，反对作家抱“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 “道学冬烘”、“涂脂抹粉”的创作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文艺要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

他过去美学著作中的“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能做入世的事业”的“无所为而为”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

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治学精神：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 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宗白华(1897一1986)原名之木魁字伯华。

哲学家、美学家、诗人。

江苏常熟虞山镇人。

1916年入同济大学医科预科学习。

1919年被五四时期很有影响的文化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选为评议员，并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同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编辑、主编。

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四大副刊之一。

就在此时，他发现和扶植了诗人郭沫若。

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 、美学等课程。

1925年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

曾任中华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

宗白华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著有《宗自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宗自华于1986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任何一个爱美的中国人，任何一个热爱中国艺术的人，都应该读这部书--《美学散步》。

本书是已故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先生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前惟一一部美学著作，几乎汇集了其一生最精要的美学篇章，其词句典雅优美、充满诗意，是中国美学经典之作和必读之书。

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作者用他抒情的笔触、爱美的心灵引领读者去体味中国和西方那些伟大艺术家的心灵，去体味那些风流潇洒的人们的心灵，待得我们散步归来，就会发觉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与净化。

宗白华先生以艺术家的态度感受着世间万物，并用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将其形诸笔端。

这样写成的书绝不只是艺术理论，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这样一位源生于传统文化、洋溢着艺术灵性和诗情、深得中国美学精髓的大师以及他散步时低低的脚步声，在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的机器轰鸣声中，也许再也难以再现了。

然而，如何在愈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里，保持住人间的诗意和生命的憧憬，不正是现代人所要关注的一个世界性问题吗

而《美学散步》正好能给我们以这方面的启迪。

中国美学经典之作 美学入门必读书 《美学散步》是宗白华美学论文的第一次结集出版。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最早写于1920年，最晚作于1979年，实在是宗白华一生关于艺术论述的较为详备的文集。

他没有构建什么美学体系，只是教我们如何欣赏艺术作品，教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审美的态度，直至形成艺术的人格，而这正是中国艺术美的精神所在。

宗白华曾在《蒙娜丽莎》原作前默坐领略了一小时，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参观国内的各种艺术品展览会，即使高龄仍不辞劳苦。

这位欣赏家的集子里的文章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那属于艺术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中国艺术的特征。

作者用他一以贯之的看法引导我们去欣赏中国的诗歌、绘画、音乐，尤其是中国的书法。

中国人哀乐的情感能在书法里表现出来，像在诗歌、音乐里那样，别的民族写字还没有能达到这种境地的。

作者认为，写西方美术史，应拿西方各时代建筑风格的变化来贯穿，中国建筑风格的变迁不大，不能用来区别各时代绘画雕塑风格的变迁。

而书法却自殷代以来，风格的变迁很显著，可以代替建筑在西方美术史中的地位，凭借它来窥探各个时代艺术的特征。

关于中国民族美学体系的建构，宗白华先生是最具开拓性的，我们可以从其大量的概念和话语的使用中获得诠释，为此冯友兰就曾指出，宗白华是最早建立中国美学体系的人。

--邹其昌 散步者的灵光 初识宗白华先生，是在刚进大学的那一个月，当时买到了一本赵士林的《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从中得知宗白华是与朱光潜、李泽厚、蔡仪、高尔泰并称的中国当代五大美学家之一，并知道了宗白华的治学特点：不建体系，而是注重对艺术的直接感悟，充满灵气与睿智。

再后来了解稍多一些，对宗白华的学品、人品更为敬佩。

但随着自己学习兴趣的西移，好奇感也减弱了许多。

待到三年前读了刘小枫的《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的《湖畔漫步者的身影》，这个身影才又亲切起来。

《美学散步》所收录的论美文章，生动地凸现的是一个在艺术中遨游的精灵，一种追求生活艺术化的姿态。

文章并未按写作发表时间排列，而是按几个大的专题来编排：自述治学之道、中国美学诸问题以及中国艺术的特色和西方美学的几个专论。

从中也许不太容易把握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流变轨迹，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整地理解他治学中所专注的方面，以及他处理这些学术问题的方法。

不过，在我心中仍然有这样一个疑团：为什么早年深受德国生命哲学影响的宗白华在旅欧回来后竟会专注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又是怎么发生的

--也许只有亲聆教诲者才能体会到转变后面的选择的迫切感与压力。

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欧古代以来的美学相较而言是零散的、不够体系化、也不够哲学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就没有自己的特色，而是意味着凭借某种特殊方式的介入才能将其挖掘出来而不至于隔靴挠痒，这种特殊方式其实正是一种召唤：生命的灵光。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也许正是这种生命对学术的感应。

学术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知，即能广涉多方而显得博，这个层次也可以成为大家，但终会显得薄；第二个层次是信，即把学术上升为可引领实践的信仰，这时的学问已不再是学问，而是人生，这才会显得厚，这种学术里出的大家已是艺术家，如尼采等。

就像刘小枫总结的：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生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宗白华的《美学散步》中出现的频率最多的词就是：宇宙、人生、艺术、美、心灵、节奏、旋律、飞舞、音乐化、体验。

这些词语既解释了中国艺术的至境，也显现出揭示者的人生至境。

维特根斯坦说：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形式。

同样，想像一种艺术（更何况还是体认这种艺术，再者，艺术也是一种语言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宗白华选择了一种纯粹的中国艺术，也就塑造了一种淡泊、灵启式的生活方式。

也许，要想体验到中国艺术至境的乐趣，宗白华的选择是惟一的，但是，世界上的艺术是多姿多彩的，因此人生也应是多元化的，何况，人生的至境也还有其他几种。

中国古代美学遇到宗白华真可谓是一种幸运，因为他学贯中西，跳出来又扎进去，这猛子才扎得深。

也正是在宗白华的文章里，中国美学的各方特色被熔炼出来并被标举到了极致。

也许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发掘过，但都不可能像他那样贯入一种极其深沉挚厚的生命意识，这一点或许是得益于他曾深究过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中国诗画中的空间意识和中国艺术中的典型精神，被宗白华融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问题：一阴一阳谓之道趋向音乐境界，渗透时间节奏书法中的飞舞；其实都体现着一种精神：人的悟道、道合人生，个体生命与无穷宇宙的相应相生。

可以说，宗白华把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后人很难再出其右，他作为一个审美悟道者本身已成为一种道显而美的象征。

但我们还应藉着散步者的灵光走进茫茫天地之间去不断求索。

（15分）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蔡元培之决心献身教育，是自光绪二十四年始。

民报 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

1905年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创办于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期该报大谈佛法，进步性锐减。

该报最高发行量答到

【第1句】：7万份，第6至24期由章太炎主编。

孙中山亲自主持创办的同盟会最重要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创刊于东京，为大型政论型月刊，以“三民主义”为其宣传中心，前身是留日学生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主编胡汉民、章太炎。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

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

社址设在同盟会总机关所在地——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署名“群智学社”）。

初为月刊，因经常脱期，改为不定期。

主编先后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

经常撰稿人有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宋教仁、黄侃等。

设图画、社论、时评、译丛、谈丛、小说、纪事、说林、来稿等栏目。

以宣传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宗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

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刊物《新民丛报》等进行论战，鼓吹暴力革命和共和制度，反对改良和立宪，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

1908年10月出版第24号时，日本政府以其“激扬暗杀”为词封禁。

1910年1月复刊，2 月停刊，共出 26 期。

前五期主编是胡汉民，6～24期是章太炎，后两期是汪精卫。

孙中山撰写的《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的主张，要求把民主革命的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民报》除在日本发行外，大部分秘密运销于中国。

创刊号重印6次，累计达6000份。

以后各期的最高发行量达

【第1句】：7万份。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16开，每月一号，每6号为一卷。

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2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

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以及鲁迅轮流编辑。

自1918年后，该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不接受来稿。

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塞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刊物历史 该刊创始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民国四年（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

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

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

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1916年，群益书社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来信，信上说该杂志同青年会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同名，要求《青年杂志》改名。

于是自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

最初的撰稿人有陈独秀、高一涵、刘书雅、刘半农、易白沙、吴虞，其中陈独秀为主编。

1916年2月起因护国战争停刊7个月。

1917年1月因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总部迁往北京，办公地点在东华门外箭杆胡同，但印刷地点仍在上海。

1917年8月后又因故中断4个月。

1918年1月15日复刊出版第4卷1号，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二弟）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到编辑队伍当中。

在第4卷第3期中，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

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

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

由于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新青年》又停刊5个月。

10月迁回上海，但仍保留北京编辑部。

1919年12月的第7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

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登了《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指出“现在从7卷1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

1920年末胡适提出《新青年》应“声明不谈政治”，遭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

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北京编辑部被取消。

改由新青年社发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

1921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后又任主编直到1922年7月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