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将“文明总和”中所代表的所有情况进行相互比较。分析一个国家的文明也是如此。具体来说，就是考察现状，即考察人民的智慧和道德。他以婚姻数量为例。男娶女虽是人道伦理，但决定结婚数量的是米价，而不是父母之命或神明意愿。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事物的远因，即根本原因。分析历史也是如此。

中国周朝末年，孔孟主张以德教化天下。他们没能适应当前的形势，所以他们无法成功。足利尊氏在日本的崛起并不是天皇的恩赐，而是他的权力和地位造成的。美国的独立不是华盛顿的功劳，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胜利也不是俾斯麦的能力影响的。同样，近代以来，中英两国在战争中屡战屡败。究其原因，并不是武器落后、将领无能，而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构成了群众舆论和国家氛围。这是人民的智慧和道德，也是时势。福泽谕吉认为，舆论的强弱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智慧和道德的高低。智慧和德行的力量虽然不能用度量衡来衡量，但高者总是战胜低者，强者战胜弱者。日本长期受到专制暴政的压迫，人民的智慧长期被压抑，难以施展。德川幕府末期，政府软弱无能，有识之士通过诗文表达愤怒。佩里到日本后，日本人与外国人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阅读外国书籍，知识增长了。人民智慧增长，改革舆论逐步形成。有知识的人虽然数量很少，但他们智慧丰富，他们的学说征服了大部分无知的平民，从而引导了社会风气，改变了现状。

福泽谕吉还区分了智慧和德的不同含义。他把智慧分为私智和公智，把德分为私德和公德。这四者中，最重要的是公共智慧，也叫大智慧。私人智慧主要体现在一个人对事物真相的探索，比如棋、牌、球等技能。虽然有一些用处，但无法为社会做出贡献，只能称得上是聪明的小智。个人道德也是如此。私德教人诚实、公平、正直、勇敢，教人如何待人接物，可以培养人成为君子。但私德仅限于个人，不接触外在事物。一个有德行的君子独坐家中，是不能影响社会风气的。毕竟，这种私德的作用是狭隘和有限的。公共智慧和道德是不同的。瓦特发明蒸汽机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亚当斯密发现了经济规律，让人类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他们的私人智慧是有限的，但他们的智慧却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托马斯克拉森废除了奴隶贸易法，约翰沃德消除了监狱的黑暗。两人将私德化为公德，功绩不可估量。至于智慧和德行哪个更重要，福泽谕吉认为智慧的作用更大。智慧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并且可以在一生中掌握。

智慧可以用耳朵和眼睛来检验，不可能假装欺骗世人。道德则以内功为进退，强调内修。这种修行主要是靠智慧获得的，人心趋恶行善的愿望是靠智慧来引导的。至于从私德到公德的转变，则更离不开智慧。只有运用一定的手段，采用合理的方法，才能凭一己之力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应。文明的发展、国家的进步都离不开智慧。只有公众的智慧才能影响舆论。只有公共智慧才能将私德转化为公德，引导社会潮流，改变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