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刘询、刘恕、范祖舆、司马康等人编撰的一部史无前例的年代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共294卷，300万余字。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设书坊继续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完成，历时十九年。 《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时期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为止。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通史。历史上，《资治通鉴》一直备受推崇。除了《史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历史著作可以与《资治通鉴》相比。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篇看完《资治通鉴》之后的《资治通鉴》样文。希望这篇《资治通鉴》读后能为大家的写作提供一些帮助。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助手的帮助下，花了十九年的时间写成。 《通鉴》以年表的形式叙述了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事件，按朝代分为十个时期。六纪，如《周记》、《秦记》、《汉记》、《魏记》等。

司马光自幼擅长历史。入仕后，将战国、秦朝的历史事件编成八卷，呈献给宋英宗。受到英宗的高度赞扬，命他继续修撰。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历史局，并亲自挑选了助手。他任命刘恕、范祖愚、刘询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局势比较稳定，官府藏书众多，可以随意查阅。写书的方法是先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将相关的事物汇集在一起，称为“簇”。根据详细的藏品信息，按时间顺序简要整理，写成“长本”，又进一步删除，形成“广本”。这些工作都是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共同完成的。助理之间也有分工。一般来说，刘允掌管汉朝，刘恕掌管三国至隋朝，范祖舆掌管唐五朝。助手协助的长版、宽版都相当大，最后被司马光裁成书。比如代宗之前的《唐记》，长版达200多卷，最后被删除为41卷。可见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为写这本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全书共354册，分三部分，即正文294册、目录30册、考试30册。后来胡三省为《通鉴》写注解，将考试差异分散到注解中。目录实际上是一个大纲，比正文简单得多。因此，读《通鉴》的人一般只看正文部分，于是全书就缩减为两部分。一百九十四卷。

北宋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但由于阶级社会内部矛盾难以克服，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经常反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早在唐太宗时期，蜀国统治者萧伯、李舜就曾发生过起义。到仁宗时，小规模起义较多。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往往十分激烈，以至于变得肤浅，在当时被称为“任人唯亲”。这种分歧有时是由不同政治观点的争论引起的，但大多数是为了权力竞争。对外方面，与北方契丹、西北西夏、西部羌族、南方广元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冲突较多。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往往得不偿失。上述问题，即社会动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等，都迫使统治者从历代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办法。因此，司马光编撰此书时，不仅关注政治、军事活动，还关注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法、风俗、少数民族历史等内容，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反面的经验都包含在这本书里，就是要加强文官统治。本来，司马光给这本书的书名是《历代君臣事迹》，可见他重点关注与“君”、“臣”有关的活动。后来宋神宗对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古有资格治道”，并作序，遂改名为《资治通鉴》。书名中特意标注了“治”字，其目的十分明显。

《资治通鉴》所采取的形式称为年表，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录历史事件。即以时间为中心来描述相关历史事实的发生、发展。它可以追踪过去的事件或附加叙述。文章中有言行，有分析和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一样机械地按时间顺序记录事件。该体裁始创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创立的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纂《史记》，传记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例，年代体则陷入了无足轻重的地位。自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以来，史书的编年体风格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后来编史书多采用这种体例，纲目体、纪事体均由此发展而来。 《资治通鉴》的完成，不仅恢复了编年体，而且催生了多种新史书体裁的产生，在历史编纂上具有重要意义。

《资治通鉴》的编撰本身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它取材广泛，精心编撰。它所讲述的历史，面积逾万里，人口逾千万，绵延千余年。全书不足三百卷。安排得很好，安排得很好，而且很详细。它简单明了，具有深入浅出的能力。这是普通史书无法比拟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有使用的史料都经过精心挑选，并将选取的过程和选取的理由一一记录下来，编成《通鉴》，成为《通鉴》一书的组成部分，人们在后世的流传中将其分离出来。这种治学方法因此被称为“考异法”。这些都是组织形式上的突出优势。

曾巩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他与司马光同时代，年龄稍大。曾主修南北朝史书。他在编修《南齐书》后所写的书目中说：“古之所谓善史者，其明晰必足以明万物理，其道必足以明其道”。适合于世人的使用，其智慧必须足以理解难以理解的意义，其文字必须足以表达难以表达的情感，然后才能被理解和赞扬。”这四项。这种条件是当时人民对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以历代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还包括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的各个方面，正反两面，并作出适当的安排。龚提出的四个条件，司马光写的这部大书，大致都满足了。所以从内容上来说，这本书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顺应天下”。但事实上，他在这方面的评价却是最低的。不仅在现代看来，多半是糟粕，在古人看来也是如此。也指出了偏差。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派。当时掌权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遂退出朝政，寓居西京洛阳。他以反对派的身份写历史书，因此常常感到不满。书中透露。比如宋神宗用兵攻打西夏，其本来的作用就是巩固边防，并不是宋统治者无缘无故惹事生非。司马光在写唐朝与吐蕃争夺魏州之战时，批评了当时的主要战争派李德裕等人，含蓄地谴责了宋朝的主要战争派。又如，他在写知伯灭亡之事时，借机发表了著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然失败，暗示宋代主张变法的人王朝皆有才而无德。这些观点已经变得极端。胡三省在《通鉴音笔记序》中说：“忠、怒、情者，不能言者，如智伯的才德论，范婴的名实论，唐太宗的君臣论论乐，李德裕、牛僧孺争魏州。”这一点在《通鉴》中虽然占据的篇幅并不多，但却是司马光特别重视的，所以不能不特别指出。同时还应注意，除了渣滓成分外，有时也存在合意的部分。例如，对于封建时代学者们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闰年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从其成就的事实来看，可以说是好的。”及恶得失。” （《荒初元二年韦记》））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

在叙述历史事实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叛乱分子照常被称为“盗贼”。但在谈到农民起义时，他常常详细列举农民起义被迫发动的原因。这使我们达到了接触点。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例如，在描写晚唐王仙芝、黄巢发动的起义时，先叙述了熹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然后笼统地写道：“商（熹宗） ）年轻时，朝政受大臣们控制，大臣们相互矛盾，自宗懿宗以来，奢靡之风日盛，兵力不断被用，税收也越来越多。更急了。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明真相，上级下级互相隐瞒，百姓垂死无怨，聚众偷盗。而且到处都是蜂拥而至，州县兵少，所以陷入困境。将会被击败。”下曰：“此年，蒲州人王献之，聚数千人，立于长园。” （《唐纪》68）唐末（乾符元年）的农民起义看似突然爆发，但符殷却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 《通鉴》不仅对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而且对起义发起时的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说明，使读者能够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胜参加起义，后被高仁厚俘虏。仁厚亲自审问他，问道：“为何造反？”秀生道：“自大中皇帝（唐玄宗）严家以来，天下无公义。”觉，今日谁造反，必是好人？成败，飞机上的肉只是熟肉！”仁厚愕然（《唐记》，中和三年七月一日）。虽然用了一些话来颂扬统治者，但当时阶级斗争的兴起时间已经在书页上清晰可见。

统治者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司马光经常根据事实揭露其细节。例如，武则天的故事：“太后爱吉祥，有人献上一块白石，上面有红色的铭文。国君问他说：'这是因为它的心清净。' (李)昭德怒曰：“此石本心清净，却皆颠倒。” ！'左边和右边的人都笑了。”又曰：“太后养猫，故与鹦鹉同居，示诸百官，未及尽见，猫饿，打鹦鹉以食之，太后甚羞。” ” （又见《唐纪》21寿元年）也许很微妙，但其意义却非常重要。又如高骈镇压黄巢起义，占领扬州称霸，却听从卢永之玩弄神术，最终死在城中。 《通鉴》详细记录了这一事件，不隐瞒，也不夸张，自然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唐记》70-73）。这样的记载不仅说明司马光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也说明了他的文学技巧的高超。对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几场重大战役的描写，都简洁生动，堪称古代描写战争的典型作品。

《通鉴》虽然在素材收集和描写方面满足了当时的最高要求，但由于时代的限制，谬误在所难免。例如，《史记》误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日期，因此将齐宣王攻打燕国的事记为闽王。这与《孟子》、《国策》的记载不符。现在根据《竹书纪事》得到的这个错误已经更正了。 《竹书纪年》是一部魏国史书。由于与儒家经典记载多处不一致，在宋代并未受到重视，逐渐失传。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编译版本。司马光虽然看过《竹书》原著，但不知道如何运用，所以他强行把齐宣王的日期比《史记》晚十年，以避免与《孟子》等冲突。图书。事实上，没有任何依据。它不能被视为历史事实。又如写有《后汉书》的范华。他在朝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中被杀，并被诬陷为叛国罪。他编造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情节。 《宋书》皆收于《繁华传》。司马光威也用同样的方法进行区分（《宋记》6）。直到清代，王明盛才查明了当时的史实（见《历史十七论》卷六十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当道，陶侃虽是名臣，却出身贫寒。世家权贵诽谤他，《晋书》收录，不辨真伪。大部分已被《通鉴》删除，但也有被删除的，如云侃的“不顾生命之恨”（《金记》16）。陶侃是地方刺史，与晋明帝并无特殊关系。于的命运自然没必要干涉。清茂弘王对陶侃作出了正确的解释（见《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是北宋人没有意识到的。虽说智者千思万虑也难免犯错，但我们自然也不能因小瑕疵而掩盖大优点。

《资治通鉴》是一本比较大的书，也是一本值得全文阅读的书。这么大的书如何读完？这是我们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古人对于读这本书有什么疑问或者看法。司马光自己说：“《通鉴》修订完成了，王圣智却借来读了，其他人一页都没读完，就已经睡着了。” （胡三省《通鉴吟注序》）司马光的话中，含有怨言。成分，但是对于一本大书来说却是令人望而生畏，这个例子是古人首创的。胡三省为本书做了详细的注音。他在注释中顺便说：“读通鉴的人，就像老鼠喝河水，充其量只是读书而已。” （《唐记》28开元10这句话的实际意义是要求读者完全接受《通鉴》的内容，这种态度当然是错误的。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被它的高排名吓倒，也不要因为它的评价高而盲目接受，要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关注敌人；按照实际计划，循序渐进地读下去，直到读完整本书。阅读本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以下是应注意的几点。

鉴于《通鉴》体积庞大，我们不可能一口气读完。全书必须分成几个部分（如按原书的《周记》、《秦记》、《汉记》）。《魏记》等），然后将每个部分划分为更小的部分（如按照皇帝年号或重大历史事件划分），最后划分一个时期内可以阅读的部分。这个要根据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来确定。没有必要强求统一。大致可以以卷数或年数作为划分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就如同攻占了一个敌阵。不仅赢得了一场战斗，而且为打下一场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

读完一部分后，你可以随时做笔记，或者摘录书中的要点，或者写下自己的经历，或者写下相关问题。这些注释并不旨在详细或完整，而只是为了帮助记忆和理解。读书并记笔记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尤其是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时。

阅读完每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重新阅读一遍。可以略读一般部分，仔细阅读重要部分，这样可以获得更完整的概念和更深刻的印象。

如果遇到困难的问题，可以先阅读笔记。如果看完注释还是不明白，可以把这个问题写下来，留给老师和朋友们去问。暂时跳过它并先阅读以下内容。往往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你的古文基础不好，阅读时应该放慢一点，但一定要坚持读下去。不仅能增长你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了解，还能提高你阅读古文的能力，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双重目的。如果你有很好的古汉语基础，你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历史知识。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古史书首先要读透。只有读透了，才能进一步分析批判，才能获得真正的历史知识。 《通鉴》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写的，供封建统治者阅读的，所以这一点应该更加重视。

至于看书，最好读完整本书。现在有了标点书，这个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如果只看选集，一般来说，可以用于文学欣赏，但在获取历史知识方面，差距就太大了。

缓慢的水流永远持续下去。完成工作需要坚持，读大书也是如此。这个道理几乎是人人皆知的，但是很多人却坚持不了，所以最后提醒一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