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欧洲人开启航海时代以来，哥伦布等航海家开辟了通往世界各地的航海路线。自从西方人登陆各个大陆以来，世界的整个面貌已经开始显现，世界各国之间的差异也得到了体现。当时的欧洲拥有较为先进的工业文化，制造业发达。它致力于扩大资本向外扩张，并将货物运输到世界各地以进一步进行工业生产。但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是比较原始的部落，主要使用原始材料。他们有石器和简单的铁器，人口规模较小，主要是小部落。至于生产力，远不如欧洲，所以也受到欧洲人的压迫。这本书的名字是《枪炮、病菌与钢铁》。在本书中，这三个要素被用作欧洲超越和入侵其他地方的工具。种族主义认为，欧洲的白人比美洲和非洲的黑人和黄种人具有身体和遗传优势。但笔者认为，不同民族发展水平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作者以耶利提出的一个问题介绍了整本书的内容：“在过去的几万年里，他的民族的祖先是如何到达新几内亚的？在过去的200年里，欧洲白人是如何殖民新几内亚的？” ？为什么白人生产这么多商品并将其运往新几内亚，而黑人却几乎没有自己的商品？一共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的答案很客观。这个答案可以根据历史事实来回答，但第三个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回答了。首先，原因确实很复杂，其次，很多白人保留着种族主义思想，认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主观偏见。因此，作者将问题扩展为“为什么现代世界的社会差异如此之大？”并引出以下对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的讨论。

本书的第一部分从谈论人类社会的起源开始。人类的祖先最早起源于非洲，从猿人开始。经过数百年的进化，他们进化成了能人、直立人、智人。从直立人开始，人类的祖先开始走出欧洲，迁徙到世界各地。首先是欧亚大陆，然后是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当然，到达这些地方需要跨越海洋，这对造船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这项技术的实现花费了很多时间。要到达这些地方，也是后来的事了。古代人们以狩猎为生，所以当他们到达新大陆时，也会猎杀当地的动物，尤其是大型动物。因此，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某些大型动物突然灭绝的情况。但这种灭绝在非洲很少发生，因为人类的狩猎技术和猎物的抵抗力相互促进。在非洲，由于人类最初的狩猎技能较低，猎物物种有充足的时间来适应变化，而其他大陆的猎物物种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面对的是发展已久、狩猎技术先进的人类。猎物没有时间适应，因此大量动物死亡甚至灭绝。从上述情况来看，非洲人类发展的时间更长，应该比其他地区迁徙来的人类更有优势，但事实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作者用波利尼西亚的例子来论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波利尼西亚岛屿众多，不同岛屿的地理环境也各不相同。有些岛屿气候寒冷，不适合热带作物生长，无法发展农业。不过那里有丰富的狩猎资源，比如海豹、各种贝类等，用简单的棍棒或石器就可以获得这些猎物。因此，迁居到这里的人们放弃了原来的农业，转向了原始的狩猎生活。有些地方气候适宜，土壤适宜种植农作物，因而农业得到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大量粮食供给后仍有大量剩余，一部分人可以从事其他领域如军事、文化、行政等，也出现了专门的行政中心，上级也对农业生产进行集中管理，整个社会的分工更加明显。这些社会有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部门，可以轻易入侵其他岛屿社会。与此同时，较大的岛屿往往拥有较多的人口，也更有可能形成权力集中的社会。波利尼西亚的例子也初步说明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巨大差异的影响。当然，世界其他地区的差异程度远大于波利尼西亚群岛内部，造成差异的因素也会更加复杂。波利尼西亚的例子只是一小部分。

然后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卡哈马卡冲突。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和西班牙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一方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另一方是欧洲西班牙人。虽然阿塔瓦尔帕率领着数万印第安人，而皮萨罗只有百余人，但西班牙人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印第安人，让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征服了印加帝国。从装备上来说，西班牙人有枪械和锋利的刀剑匕首，可以轻松杀死只配备一些防护垫的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有马，机动性极高，那些印度步兵毫无招架之力；人类有着坚硬的金属铠甲，印第安人的棍棒无法造成有效伤害；与此同时，欧洲人向美洲移民也带来了许多致命的病菌，这对当地毫无抵抗力的土著人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西班牙人的文化水平很高，有成熟的文字，可以通过信件更快、更准确地传达信息。它比用口头传达信息的印度人更先进。同时，他们的策略也更加深入。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人不了解，也没有经验。最终落入西班牙陷阱。正如这个例子所示，枪支、细菌和钢铁使欧洲社会能够扩张、入侵和殖民其他大陆的人民。

但此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这种优势总是站在欧洲一边，而不是新世界一边；为什么印加人没有发明枪支和钢刀，骑上令人畏惧的战马，携带欧洲人没有抵抗力的病菌呢？那么接下来笔者就来讨论这个终极的因果问题。

从间接意义上讲，粮食生产是枪支、病菌和钢铁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不同大陆上的群体是否或何时成为农民和牧民的地理差异解释了他们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通过对动植物的驯化，可以将人类无法利用的能源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能源。通过对我们可以食用的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它们可以成为每一英亩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使用90%（而不是0.1%）的生物质，我们可以在每英亩土地上获得更多的食物来源热量并养活更多的人。这往往可以导致比狩猎部落多10倍甚至100倍的人口，这就构成了最简单的军事优势。同样，驯服的植物也可以用来驯服动物。驯服的动物成为牲畜。牲畜除了提供肉类和奶制品等食物外，还可以提供羊毛和皮革等材料。牛等牲畜也可用于犁地等农业。生产，这种互动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强大的农牧业生产可以让更多的人从事其他职业，比如组建管理、组建一支致力于战争的军队、从事文化科学知识分子等。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细菌。这些病菌最初起源于动物，被驯服后可以传播到人类社会。驯服动物的人会优先获得针对病菌的免疫力，而社会中的其他人逐渐形成了这种免疫力，当这些人与其他社会的人接触时，病菌就能杀死他们。简而言之，从动植物驯化开始的发展过程使欧亚大陆的社会首先发展起来。

过去，地球上的人们都以狩猎为生。为什么后来有些人选择了农业生产？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狩猎生活方式是危险的、粗暴的、短暂的，但早期的农业生活并不一定比狩猎生活好。农民工作的时间多于打猎的时间，而且他们身材矮小，营养不良。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要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呢？事实上，狩猎生活和农业之间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们在狩猎获取食物的同时，也采集一些类似水果的食物充饥。也许还有最初用于种植的菜园。在狩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狩猎与农业一开始就处于竞争关系，但为什么后者反而发展起来，取代了前者呢？

首先，通过狩猎获得的食物并不稳定。猎物种类在一定时期内大幅减少或灭绝，导致狩猎的效益减少。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狩猎资源无法满足这一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也只能通过农业种植来增加粮食产量。随着猎物的减少，可供驯化的野生植物数量也变相增加，驯化植物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益。其次，对狩猎生活不利的是早期农业技术的出现，例如用于收割野生谷物的镰刀。这方面的长期发展，也构成了植物驯化无意识的第一步。另一个因素是人口增长和粮食生产的相互促进。人口密度的逐渐增加迫使人们奖励那些无意中增加粮食产量的人，以获得更多的食物。一旦人们开始生产食物并过上安定的生活，他们就能够缩短生育间隔并生育更多的人，从而需要更多的食物。这是一种正反馈效应。

书中有一点我非常同意，那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病菌竞争的历史。为了繁殖和传播，病菌不断演化出各种症状。例如，痢疾引起腹泻，病菌被排入水源，或者使人咳嗽并通过空气传播给其他宿主。或者，像天花病毒一样，它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皮肤接触造成皮肤损伤并传播病毒。然而，有些细菌的症状非常严重，以致宿主死亡。一般来说，寄生虫并不希望宿主死亡，因为宿主死亡后，病菌就无法利用宿主的营养进行繁殖，也无法通过宿主的一系列活动来传播病菌。当然，宿主的死亡只是病菌为了高效传播而无意中造成的额外结果。即使宿主死亡，细菌仍然可以通过死亡前几天的咳嗽等各种症状传播。宿主的死亡并不影响病原体的传播。这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讨论完细菌的利益后，我们人类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生存和健康。例如，人生病后会发烧。体温升高对某些对温度敏感的病菌有直接的抑制作用。另外，体温升高也会加速新陈代谢，更快地杀死病菌，虽然整个过程有点像“与病菌同归于尽”。人体的免疫系统也能消灭病菌，对某些病原体提供二次免疫。即使是人类改变自己的基因来抵抗病菌，通过自然选择，一些基因突变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虽然这种突变基因对自己有害，但也比被病原体杀死要好，比如镰状红细胞基因，一种与囊性纤维化相关的基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疟疾和结核病等病原体。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现在陷入了一场不断升级的进化竞赛，在这场竞赛中，失败就是死亡的代价，自然选择是法官。

在以狩猎为主的社会里，虽然也出现过传染病，但并没有发生过大的疾病暴发。然而，在农业社会，疫情会周期性发生吗？首先，农业社会人口密度高，这给病原体传播提供了充足的宿主。另外，狩猎人会经常更换营地，各种病原体的排泄物会留在原地，不会再与狩猎人接触。然而，农业人民过着安定的生活，农民会定期将粪便播种到田里作为肥料。让病原体再次接触食物和水源，让它们进入宿主体内。病原体在农业社会中生长的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入侵其他社会的强大武器。欧洲人进入美洲，带来了天花病毒等致命病原体。先进的刀枪杀死了无数印第安人，但这些数字远远少于当地原住民因病死亡的人数。一个国家可能因为无意中带来细菌而被征服。可见，病菌才是真正征服一个民族的有力武器。当我思考当前的COVID-19疫情时，我觉得有一些相似之处，想想就有点可怕。过去，欧洲人来到世界各地并带来了致命的细菌。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人有这个想法。

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内容，就是技术的发展。技术进步可以来自两个方面：本土技术的发明和外国技术的传播。事实上，大多数技术都是通过技术传播获得的。技术扩散和使技术扩散成为可能的地理位置成为两个重要因素。日本放弃火器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在公元1543年抵达日本，当时两名葡萄牙男子携带火绳枪（最初的火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日本人对新武器印象深刻，开始在当地制造，从而大大提高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 年，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但也有人反对，那就是武士阶层。武士们将剑视为武器，视为荣誉的象征，自然鄙视这种奇特的武器。于是，武士阶级控制的政府开始限制枪支的生产，加强对枪支的管制。最终的结果就是枪支在日本几乎绝迹。与欧洲同时代相比，欧洲也有一些国家限制枪支，但这些国家往往会被拥有枪支的邻国击败，所以这些限制作用不大。只是日本是一个孤立的岛国，限枪并不会对他们造成任何惩罚。直到美国舰队带着大炮访问日本，日本才重新开始重视枪支。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技术扩散和地理条件在技术史上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如此。英国入侵中国后，或者准确地说是1898-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重视技术的重要性。但当时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未能及时实现。如果我们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陷入被列强殖民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