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的创作可以产生复杂的人物内容。性格的形成是以环境为基础的，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 《水浒传》不仅以生动、紧张的情节取胜，还以更丰富、更现实的细节描述而胜出。小说以民间口语为基础，创造了通俗、简洁、生动、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的艺术结构也别具一格。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对这些英雄人物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赞扬他们的抗争精神和正义之举，以及他们高超的武功和高尚的品格。一些下层英雄，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最感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他们造反的时候，也是最叛逆的。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就像李逵一样，连皇帝都不瞧不起他们。他们愿意为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作者对这些英雄的赞美，完全是出于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了这样一群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朝廷叛乱、以及一些所谓“不可赦免”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荣、感人、可敬、可爱，足见作者的胆识和魄力。正义感。相比之下，作者把统治阶级人物写得丑陋，与梁山好汉形成鲜明对比。从而激发人们爱他人和恨他人。金圣叹评价《水浒传》“美无归绿林，邪无归朝”。不论金圣叹的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深刻的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有着丰富的武装斗争传统和经验。然而，只有《水浒传》用文学形式歌颂农民战争，并在艺术上真实、生动地全面再现。 《水浒传》在描写和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也更加注重对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靠勇敢，更靠智慧。 《水浒传》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三攻祝家庄》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称赞“三攻祝家庄”是符合辩证法的最好例证。在这次战斗中，梁山起义军能够注重调查研究，分化瓦解敌人，采取内部渗透、协同外部的方法，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水浒传》对战争的描写堪比《三国演义》。清代刘銮《五石葫芦》云：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使人读《三国志》、《水浒传》等书，凡伏击皆有效”。

《水浒传》中描写的起义军政治主张虽然不是很明确，但可以看出他们“四面八方，同姓同家”。与他们“杀富济贫”的行为相联系，表现了人民对封建经济中贫富悬殊、政治等级和阶级剥削、政治压迫的反对在封建社会，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用来组织、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这里所说的义，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明代郎英曾说：“想不到，当时的乱礼、不义之义，一定存在于江国。”这实际上意味着《水浒传》中所说的义，与过去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并不完全一样。在中国封建社会，下层民众也经常讲学。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暴力欺凌，他们自然产生了团结起来、抵制欺凌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一些被迫流落异地的无家可归者中得到体现。身体上，反射特别强烈。他们最看重朋友之间的忠诚。路途坎坷时，拔刀相助，然后“济贫”、“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环境下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与儒家伦理中的“义”不同。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主导思想”。因此，《水浒传》中的“义”并不能取代旧伦理观念的地位和作用。 《水浒传》中的“忠”包括对梁山事业的忠诚，但也有对皇帝忠诚的思想。很多时候，封建礼教“忠孝”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义”则是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位，这是江湖忠义不突破封建道德的体现。梁山泊一些最有战斗力、最革命的人物，虽然忠心耿耿，却不可避免地跟随宋江接受征召。这证明《传》所写的“义”本身就存在严重缺陷。

《水浒传》的作者赞扬梁山起义军，却反对方腊起义。这实际上表明，他所同情和赞扬的是一场不完全的农民起义，即一场没有推翻封建王朝、没有“冒充王”的起义。于是，《水浒传》中就出现了“伸张正义”的口号。 “为天主持公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因为它服从天命，所以无法突破君主专制的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是统治阶级利用天命欺骗人民。人们。 “皇帝从来都是靠天命来统治百姓的。《水浒传》中‘代天行法’的意思，就是指当朝廷不法的时候，这些英雄们就会‘行法’。”朝廷之所以昏暗，是因为“臣欺圣人”，所以他们造反的意思只是与贪官斗，而不是与皇帝斗，所以最终他们只得臣服于皇帝的脚下。而“为天行正义”的旗帜最终被“成功上天”、“保家卫国”所取代，这也是《水浒传》英雄们最终落得悲惨结局的原因之一。

从《水浒传》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宋江作为梁山泊的首领，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到整个梁山事业的兴亡和存亡。宋江出生于一个小地主家庭。他“自幼习经史”，养成了“忠孝”的观念。后在县里担任县长。他“精通刀剑，精于笔墨，精于官场”。很熟悉。他虽是官府一员，却喜欢结交天下英雄，也同情下层百姓。他“济贫济困，济困解难，济困之人”，在世人中享有“及时雨”的美誉。这种特殊的经历形成了他思想和性格的二元性。一方面，他想做一个忠臣、一个孝子；另一方面，他也想成为一个孝子。另一方面，通过与世人的接触，他更多地了解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他也成为了一个帮助有需要的人、同情劳动人民反抗政府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对于百姓的叛乱只是持同情的态度，或者是在一定情况下在行动上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支持。从他的思想角度来看，他并不愿意加入造反的行列。他后来登上梁山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绝不会愿意长期做属下。他本来希望将来能靠自己的才华“为国家做贡献”，成就一番事业。 “赢得妻子和儿子”是为了将来“名垂青史”。当时朝政黑暗，贪官当道，一些有才干的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这时，宋江再次杀人，被流放到江州。醉酒写反诗，被江州知县逮捕并试图处死。唯有梁山好汉相救，才得以保住性命。这时，宋江去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能力，善于团结人民。再加上他在天下的名气，大批英雄追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的实力，给山寨生意带来了繁荣。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梁山起义军打了多次胜仗，严厉打击和惩治了一些贪官污吏，震惊朝廷。这些胜利与宋江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但由于他的忠孝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尽管死了也没有改变，这为他日后接受征召提供了机会。他上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至圣光明”，却“群臣当道，谄媚当道”。他连声说道：“小恪，宋江怎么敢背朝廷？”必须如此。”因此，他“有权借水居住”，“待朝廷征召”。这样，梁山起义军越强大，梁山事业就越兴盛，为宋江的招兵买马积累的资本也就越多，最终在两次击败童贯、三次击败高俅后，大败宋江。宋江投降后，他奉朝廷之命镇压方腊起义，正如鲁迅所说：“——贼”这是对《水浒传》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性。

《水浒传》全书可分为两部分。上半部讲述了各路英雄上梁山见义勇为，与官兵斗智斗勇，被征召入伍的故事。下半部分由郑了、平天虎、平忘情、平腊和结局五个部分组成。其中，田虎和王庆部分是后来加上去的。今天看到的较早的百回版本是在征服辽和方腊后立即写成的。不过，有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增兵，因为首先，征辽与征兵不同安邦拉，历史上没有任何踪迹。其次，像平天胡、王庆这样，辽征讨梁山的一百八个人，没有一个死的。这种观点至今仍有争议。从思想内容上看，《水浒传》前半部是人民反抗政府，反映阶级矛盾，后半部是忠臣反抗臣子，反映统治内部的忠臣矛盾。班级。作者写宋江招兵买马，固然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性，但也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精神。鲁迅说：“招兵说是从宋末元初开始的，因为当时社会混乱，官兵镇压百姓，安宁者忍，而安宁者则忍。”但当外敌入侵，官兵无法抵抗时，因为百姓憎恶洋人，就想以比官兵强的盗贼来抵御。 ”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 《水浒传》的故事流传于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 《水浒传》后半段描写招募宋江等人，与这个背景不无关系。辽远征的出现，就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与这个想法有关。小说结尾写有宋江等梁山人物“史家有唐挽歌两首”，并说：“不必追寻真迹出处，但最好是有忠诚和良好的品格。” 《水浒传》作者将宋江描述为忠臣。第85章辽国大臣欧阳招宋江投降。吴用向宋江献计：要富，就投降辽；要富，就投降辽；要富，就投降辽。要想忠，就应该侍奉宋朝。宋江说：“即使死也要尽忠报国。”这里的“精忠报国”，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国家立场。宋江投降后，《水浒传》的英雄们始终受到朝廷官员的边缘化、攻击和陷害。最终，宋江等人被朝廷官员所杀。这样的悲惨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孽，对于作者对被征召的人起到警示作用，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了“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其中梁山泊英雄的轰轰烈烈的起义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描写梁山起义军入伍后，忠心耿耿，抗击外敌，平定内乱，但仍不为当权者所容，落得悲惨结局。这也深刻地传达了一个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