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读后感

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能、无所不能的组织力量。它的统治必须涵盖其所能触及的一切，而决不允许其他类似的因素与它竞争。显然，尊重产权和分工合作汇率所依据的客观价值在某些方面是无效的，在另一些方面是无效的。如果两种规定、习惯不同，必然会产生差距，不仅会引发纠纷，还会助长经济因素失控。只要金融经济发挥作用，货币和信用就必须获得可以随时公平、自由交换的合法地位……要让这个帝国的财政商业化，金融控制手段就必须到位。有关汇票、提单、保单、共同海损、船舶担保贷款、股份、救助权等必须经过立法后才能畅通无阻地实施。更重要的是，法律对继承、破产、止赎、假冒、欺骗、盗窃等的规定也必须符合商业社会的流程，一切都必须由金钱统治。这是有道理的。 （《中国历史》第11章：北宋：大胆实验——改革的盲点和障碍）

一般来说，专制政权离不开道德作为护身符……（《中国历史》第14章：明朝：一个内向而非竞争的国家——高度集权）

在传统的官僚作风中，真相总是自上而下而来，统计反映的是上级的要求和愿望……（《中国历史》第十七章：1800年：展望和回顾的基础——社会经济约束）

然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澄清私有财产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一行动已经姗姗来迟，而且中共在解释立场时也遇到了很大的后勤困难……就连国家经济计划都能完美地组织每个部分，但这是一个谎言。 19世纪中国的自强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乏上述的深入准备。 （《中国历史》第20章：近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经济增长与法制）

我相信我的叙述更接近事实，但也会给人一种命运的印象，那就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而道德与否与事实无关。这样不人道的论调很可能会扰乱读者的情绪，甚至可能得罪一些敏感的读者，但这并不是作者的初衷。 （《中华大史》第21章：台港澳地区——本书的意义）

我大致读完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史》，摘录了几段我有感想的解释一下。 —— 前几天，老公看到我在读《中华大史》，就问我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他这么一说，我一时无语，不知道从何说起。老公接着说我大概是那种只看自己想看的人。不管读了多少书，我心里持有的仍然是我认为正确的东西。我有些生气，但又无法反驳。记得这些年虽然读过一些书，但确实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感到很生气，决定用多年前语文老师的假期作业伎俩：以后，每当我读一本书时，我一定要写一篇书评，表达读后的感受，这样我就可以或多或少地提取一些东西。书中的一些内容和我的想法。

黄仁宇老师说，宏观历史这个词好像是他创造的。他也深受这种宏观历史理论的影响，因为欧美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一直以一小段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比如明史专家、清史专家，甚至有些专家只研究唐朝或宋朝经济的某些方面。然而，他大笔一挥，穿越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试图将中国百年历史伤痕累累的原因与秦始皇统一天下、集权的后果联系起来。这在欧美历史学界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骚动，特别是那些中国专家对此非常不满。但黄仁宇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他不会克服所有的障碍，但他却遇到了很多阻力。他今天取得的成绩，确实说明黄仁宇有坚强的性格。坚定而令人钦佩。

根据黄的解释，秦的统一实际上是由于中国的地理位置而不可避免的。 —— 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黄河流经中原。含沙量高达46%甚至63%，年年有河流。堵塞、改道时有发生，没有统一的集权，治理黄河确实困难重重。第二条是“15英寸等水线”，从中国东北延伸到西南。其中一段与长城大致重合。再往西和往南，它将青海与西藏和中国大陆分开。在这条降雨线的东南部，每年平均降雨量至少十五英寸是正常的，因此中原地区农业繁荣，人口增加。线西北气候干燥，人民以游牧为生。每逢天气不利的年份，马背上的海盗就会不由自主地计划袭击农民，因此双方持续交战。这种情况也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来共同抵御外侮。因此，秦的统一虽然早在2000多年前，超越了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但无论是为了治理黄河洪水，还是为了防御大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沃尔的领导下，迫切需要强有力的集权。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分裂和合并，但统一的趋势始终没有改变。黄老师在他的宏大历史观中，将中国划分为三个帝国。第一个帝国是秦——前汉——后汉，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典范；第二个帝国是隋、唐、北宋、南宋，这是最开放、最国际化的王朝。遗憾的是，政府架构虽然以第一帝国为基础，取得了突破，但最终没有成功；第三帝国，即元、明、清朝，由于内向而不是竞争，最终导致闭关锁国、落后于世界。

按照黄老师的说法，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是中国防洪救灾、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需要的结果。这种集中式系统最初是在技术尚未发展的时候创建的。这种制度以礼代替行政，以纪律代替法律。只注重以家庭为单位形成的政治向心力，没有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和经济优势进行发展。对“幼童”的伦理教育忽视了个体的经济特征，没有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无法制定民法。导致整个组织缺乏结构的稳固性，无法发挥职能的灵活性。这个制度均匀地渗透着一定的公共精神。然而，这种公共精神只能靠皇帝个人的警惕来维持。一旦皇帝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制度就允许一大批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剥削穷人和无声者。在这个体系中，皇权中上层与广大纳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管理区。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是“士、农、工、商”，商人占据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从来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来改变行政管理方式，也没有导致国家制度的修改。国家财富常常在土地市场上被消耗，或者被用来购买进入学者或士绅官僚的行列。一个王朝是带着一种原始落后经济的狂野精神而兴起的，而当引导这种经济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后，它就失去了活力，走向了颓废。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清朝末年，在西方列强的掠夺下，满族君臣试图对制度进行部分修改，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时的中国之变，犹如兽变鸟。它必须重生。然而，满清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后，宪法和法律都只是写在纸上。因此，旧制度崩溃了，新制度还没有形成。所以，接下来的一切就是一片混乱，军阀割据。情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通过北化化和八年抗战，为中国创建了一个高级机构。因为一切都是从无到有，所以充满了缺陷；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则利用内战的契机，孤立自己与外界的联系，用土地革命的方式翻转了中国的底层制度；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完善各种法律来完善这个社会结构的中间机构，从而引导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虽然我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但读完《中国伟大历史》后，还是很难认同黄仁宇先生的伟大历史观。他批评司马光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应该如此”的偏见，并声称他是基于“历史为何如此”的因果关系。但在我看来，他的历史观其实更坚持历史“就该如此”，有点“成王败寇”的味道，也更宿命论。而且，大历史的结构太大了。一本三百多页的薄书，却要涵盖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它完全是用粗线条写的。这不太符合我阅读历史人物故事的口味，所以黄老师的《大历史》对我来说，只是换个角度阅读中国历史，但我实在不能同意他的大历史说法。

我读历史是为了寻求“历史为何如此”，但我不相信“历史应该如此”。我一直觉得人类的历史就像一个人的一生。许多偶然的事件会导致人生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时，虽然我会和朋友们附和“这就是命运！”，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虽然读别人的历史故事可能不能帮助我重蹈覆辙，但至少可以让我少一些困惑和纠结，所以我更喜欢读历史上的个人历史故事，更何况这些故事有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