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常书鸿读后感

文/Fyswjb

一个杭州人，为了学习绘画，不远万里去法国勤工俭学。几年后，他放弃了在油画界的声誉，回到了被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祖国。抗战结束后，他终于安定下来。一声古老的召唤，吸引他举家迁往西北阳关外，与风沙作斗争，临摹古画数十年。他的名字叫常书宏。吸引他的是敦煌。

我对敦煌的马向往已久。我最早知道这个“大事、大事”的地点，是从余秋雨的《道塔》、《莫高窟》等文章中得知的。中学时，我了解到发现石窟、倒卖经书的王道士（1849-1931）。这个故事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至今仍难以忘怀。我在大学选修《中西文化交流史》时，老师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遇到搞敦煌的人，你一定要尊重他们，这些人的学问是无边的”。直到几年前，在中国美术馆看到《繁华与光明——敦煌艺术展》，我才第一次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

敦煌学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创始人罗振玉和王国维都是浙江人。这部传记文学的主人公常书鸿（1904-1994）也不例外。

1923年，他在西湖边写生时，目睹雷峰塔倒塌。 1927年自费赴法国，考入戴望舒曾就读的里昂法中大学。 193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 1936年，我在书摊上看到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的《敦煌石窟目录》，从而发现了我一生的使命。为了更加接近敦煌，他不顾战火立即回国，在北京国立艺术学院西画系任教。 1937年，他带领学生在北海画白塔时，听到卢沟桥炮火声，无奈内迁。

1942年，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院长于右任请常书鸿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www.sbkk8.com) 1943年，他从兰州坐了一个月的汽车，骑了四天的骆驼，终于到达敦煌。这些幸存的4至14世纪的艺术作品面临着风沙和愚昧的双重侵蚀。常书鸿一方面保护、组织、研究，另一方面周旋权贵，争取政府资助。生活艰苦，颜料需要在家做，但他并不以为意，大度地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敦煌就是杭州。”

抗战胜利后，该所划归中央研究院，期间傅斯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讽刺的是，抗战时期，敦煌尽管条件艰苦，却因为远离战火，吸引了众多人才。战后，常书鸿的许多助手无意久留，要求回国。研究和传播工作仍在继续：1948年春，石窟重新编号完成，总数为465个（目前公认的数字为492个）；夏天，“敦煌艺术展”在南京举办，蒋介石前来参观。

此后的叙述极其简短，我们只知道了大概：常书鸿拒绝服从国民党将敦煌本赶往台湾的计划； 1957年、1966年多次受到批评。加之常书鸿视敦煌为自己的一生，他的婚姻生活也注定一波三折。虽然他的生活难免受到敦煌的干扰，但能遇见他，让他起死回生，也是敦煌之幸。鲁迅曾说过：“自古以来，就有努力奋斗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常书洪书与他关系密切，不愧为“敦煌守护圣人”（赵朴初语）。